重慶：摩托車產業的搖籃

      重慶作為中國摩托車產業發祥地，與摩托車有著不解之緣。這座山城道路蜿蜒，摩托車因其靈活性和強勁動力成為市民出行的理想選擇，保有量達180萬輛，位居全國之首。

      重慶摩托車產業的源頭可追溯至抗戰時期。當時內遷的兵工廠為這座城市注入了制造業基因。創建于1979年的嘉陵摩托，前身正是江南制造總局下屬的子彈廠。改革開放后，這家軍工企業面臨轉型抉擇。

      在多數人主張生產自行車時，嘉陵機器廠黨委書記孫壽彭獨具慧眼，選擇了技術含量更高的摩托車。沒有任何經驗的嘉陵團隊，通過引進日本本田技術，于1979年成功仿制出中國第一款民用摩托車——CJ50型嘉陵摩托車。這款橙紅色、重50公斤的摩托車在天安門亮相后引發轟動，盡管售價高達1000元，仍被搶購一空。

      嘉陵摩托憑借技術優勢和持續創新，迅速占領市場。1982年推出的CJ70款摩托車，油耗甚至低于日本同款，銷量突破10萬輛。在汽車尚未普及的年代，嘉陵摩托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。

      國企困境與民企崛起

      輝煌背后，危機已悄然孕育。2000年后，重慶摩托車國企效益明顯下滑。嘉陵集團等大型國企背負著辦社會職能的重擔，生產部門利潤多用于養人而非研發，導致產品更新緩慢，錯失市場機遇。

      最具代表性的是對“踏板車”市場的忽視。當城市女性成為新興消費群體時，嘉陵仍專注于傳統跨騎摩托，被木蘭、臺鈴等新品牌搶占先機。同時，固守工具屬性而忽視時尚元素的品牌策略，使嘉陵逐漸被貼上“民工車”標簽。

      就在國企步履維艱之際，民營摩托車企業悄然崛起。宗申、隆鑫等曾經為嘉陵提供配件的企業，憑借對市場的敏銳把握和技術積累，推出自有品牌。它們采取“農村包圍城市”策略，并邀請明星代言，推出時尚車型，重新激活了重慶摩托車產業。如今，“重慶摩托幫”的主力已轉變為民營企業，年產量約600萬輛，占全國三分之一。

      江門：民營經濟的摩托車奇跡

      在中國摩托車產業中，廣東江門以其獨特的發展路徑令人矚目。這座珠三角城市年產量約400萬輛，位居全國第二，擁有豪爵、大冶等知名品牌。

      江門的成功源于其深厚的貿易傳統。作為著名僑鄉和改革開放窗口，江門最早成為進口摩托車集散地，高峰時全國每進口2輛摩托車，就有1輛經此入境。貿易商們通過進口業務完成了資本積累，并掌握了摩托車技術。

      豪爵摩托創始人王大威便是其中的代表。他創立的豪爵品牌引進日本鈴木技術，主打運動和時尚車型，年銷量超過190萬輛，成為中國最暢銷的摩托車品牌。2003年才成立的大冶摩托則憑借精準定位，不到20年便實現年銷量約90萬輛的佳績。

      與重慶的“軍轉民”路徑不同，江門摩托車產業從誕生之初就是純粹的民營經濟，沒有歷史包袱，機制靈活。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也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沃土。

      摩托車產業的現實與未來

      在汽車普及和“限摩令”推行的背景下，摩托車產業似乎不再耀眼。然而，每年約2000萬輛的銷量，1億臺的保有量，證明其仍是基層民眾重要的交通工具。在廣大農村地區和城鄉結合部，摩托車繼續發揮著提升經濟效率的重要作用。

      與此同時，中國摩托車在國際市場上展現出強大競爭力。江門每出口四輛摩托車中就有一輛來自其企業，豪爵、大冶等品牌的海外銷售比例持續攀升。不過，在高端市場，日本本田、美國哈雷等品牌仍占據壟斷地位，中國摩托車全行業利潤甚至不敵本田一家。

      更深遠的是，摩托車產業帶動了相關制造業的發展。重慶成為重要的小型通用汽油機生產基地，衍生出農業機械、園林機械等通用動力產業；珠三角地區同樣受益于此。許多電動車企業也正是從摩托車企業轉型而來，意外開辟了新天地。

      重慶與江門，這兩座摩托之城的不同發展路徑，折射出中國制造業的多元生態。一個源自軍工企業的艱難轉型，一個生于市場經濟的貿易土壤；一個見證國企改革的陣痛與重生，一個展現民營經濟的活力與創新。這兩座城市共同證明：滿足最廣大民眾需求的產業，永遠具有蓬勃生機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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